刘嘉远的BLOG

    奥运火炬传递现在进入到浙江，按照原有的境内传递路线，浙江传递结束后将途径上海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重庆，随后抵达四川，四川实际上是整个境内传递路线的中段，距离8月8号的终极目的地，征程还有一半。显然，地震发生后，火炬入川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愿提及，甚至反对，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

    此时此刻，火炬入川，尤其是抵达汶川，显然不合时宜。

    按照目前的传递进度，5月底火炬到达三峡大坝，6月初就会在四川传递，距离大灾过后不足一月，假如火炬真的抵达汶川，在外人一番好意下受灾民众当时的心理状态，实在很难预计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官方曾对新闻报道做出严格限制，与此次极强的透明度形成强烈反差，即便当时能够进入灾区深处的摄影记者，其拍摄对象也被限制在环境破坏，而非灾民惨状，所以在一段时间内，人们确实缺乏直观且强烈的触动。

    汶川不同，此次媒体报道的空前迅速和政府高度亲民姿态，合力促成了事件本身第一时间对更大范围人群的触动，引发了极大社会关爱，并令更广范围的社会群体同陷悲痛情感中。因而此刻，热烈欢乐一派祥和的奥运圣火，竟也略显格格不入。假如真在大灾过后不足一月的时间里，圣火抵达四川，既分散了集中于救灾和重建的人力，又使数万流离失所，与亲人生死两隔的灾民，难以应对，圣火就算被解释的再温暖和谐，在人们心中也是尴尬的。

    唐山大地震后，十数万人失去配偶、儿女、亲友。彼时政府曾组织经历浩劫的残缺家庭，以积极的心态共组新家庭，虽然人们逐渐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后续的新生活，但大灾埋下的心理阴影久久挥之不去，后来又成为部分家庭再度破裂的诱因。我意在说明，大灾之后的社会心理既敏感又脆弱，对任何轻微的刺激都易引发伤痛的联想。汶川地震发生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心理矛盾压抑的西部地区，贫富不均、城乡差异、农民工待遇、资源分配和政策自由度方面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，可能糅合在丧失亲人的巨大悲痛中，令人变得敏感，封闭和易愤怒。尤其在灾后重建的相当长时期里，灾民可能都要面临住帐篷宿街头的局面，假如社会援助热情随着关注度下降逐渐冷却，圣火进入岂不火上浇油？

    由于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通常会就近分配给北京地区的高校，北京大学已经行动起来，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也在她转战北大后参与其中。实际上事隔30年后的汶川救灾需要更大程度上的心理恢复和调查研究，而非单纯的经济救治。这也是民众在生活水准迈向初步小康后所必然产生的需求。奥运火炬传递如果要发挥积极振奋的作用，恰恰应当尽量避开灾后救治紧缺人手的高峰阶段，和重建初期灾民群体心理焦虑的敏感阶段。此中需要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及时反馈灾民的心理状态，构成类型，原生活水平等指标数据，以便当局指定最后有效，经济的重建模式，而当人们在科学重建模式的引导下重新步入正轨时，恐怕圣火才能迎来应有的热情基础。

    实际上并无必要刻意削弱圣火本身和平、温暖与和谐的内涵，也不能苛求灾区的民众单凭圣火就擦干眼泪，直面人生。此二者硬要相互妥协，只会造成尴尬，近两日圣火传递受到的些许责难正由此而来。此次地震带来的灾难其实际破坏已超30年前在中国北方的那场浩劫，订立国家哀悼日也在情理之中，何不将圣火进川也作延缓，让汶川成为北京传递前的倒数第2站，介时灾区重建已渐入正轨，救灾行动也接近尾声，重要的是，受灾民众获得了2个月波动心理的平复期。我相信那时的圣火会令汶川格外振奋，而不像现在般令人担忧。圣火到时会成为让社会持续关注灾区重建的最佳助推力，北京奥运会将更具人格魅力。

    奥组委还在为这个难题思索，官方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，既确保境内传递的顺利完成，又避免对历经浩劫的人们造成不必要的刺激。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奥运年，体育能为灾区贡献的力量并不突出，但重要的是，处在焦点位置的体育元素应在合适的时机带去温暖和勇气，而不该向伤痛在错误的时间传达额外的刺激。圣火在勇攀珠峰后，现在需要有策略地重燃汶川和中国的勇气。